吳文建

東海、朋友們、和我   陸志舜(物理系)

常跟他老爸沒大沒小的小兒子有時會笑我得了老年失智症。 說真的, 有時想做件事, 往往轉個身就給忘得一乾二淨。 很佩服有人不但能捕捉住回憶裡的细節, 更能細膩地表達出來。 好像是在大一结束後回台北過暑假的時候。 在"自由談"雜誌上看到了一篇轉載的張愛玲早年作品"私語"。 她能用扣人的文筆將自己年輕時所受到的創傷寫了下來。 是滿足了人性的好奇, 還是激起他人心弦的共振, 似乎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有多少是真, 又有多少是幻, 那就更沒必要去斤斤計較了。 讀後很想把它介绍給朋友。 暑假结東後回東海, 才放下行李, 黃敬先一見到我, 說他剛看到一篇好文章"私語", 要給我看。 那是我第一次在東海體會到什麼是"知音"。

談起回憶。 有人說能看到前世的事物。 我認為如果不是腦子出了問題, 那必定是在自欺欺人。 至少是我沒那本領。 連小時候發生的一些事, 都得讓大人替我去填充。 但偶而也會按一下在腦袋中自設的那顆"倒帶钮", 想查看一下自己記憶的源頭。 衹是每次總是回到同樣的起點。

蟬群在樹上尖聲地叫鳴着。 那該是盛夏吧。 暖風偶而會從打開的窗户吹進房來。 被拉開的米色窗帘在飄晃着。 床前的地板上有着一大群小圓影。 像是银幣。 有亮的, 有暗的, 在頑皮地閃爍和跳動着。 後來學了物理, 才懂得那是太陽光透過樹葉間空隙所形成的針孔成像的原理。 那麼按理應該是近中午的時辰了。 那群小太陽們好像是在逗着我, 要我去陪它們一起去跳躍。 懶洋洋的我, 躺在床上, 毫無睡意, 却無法下床去陪它們玩。

剩下的則幾乎完全是聽大人說的。 家就在小學旁邊, 哥哥和姊姊上學時我就跟在他們屁股後面也要去學校。 母親說我那時長得還蠻逗人喜愛的, 老師們一見到我就破例讓我進了幼稚園。 四天後, 我開始發燒。 退燒後, 我的四肢己無法活動了。 醫生說是小兒痳痺症。 那一年, 我剛滿四歲。 沙克疫苗的使用己經是十多年以後的事了。

在床上整整躺了兩年。 或許是因為日子的單調和重覆, 時間在當時一定對我已失去了它的意義。 在記憶的碎片裡, 好像是一閃就過了。 能夠捕捉住的祇有那些小學生下課時在操場上遊戲的嘻笑聲, 或者是那幾句從更遠處傳來的歌聲："半夜裡/救火車/噹噹噹/ . . . " 。 該是在上音樂課吧。 多年後, 那幾句歌聲還是會不經意地冒了出來, 縈迴不散地嬝繞着我。 記不起來下面的歌詞了, 也沒認真地去搜尋過。 倒是五年前, 回東海的那次畢業五十週年團聚會上, 意外地聽到了倪英偉的小兒子Michael彈出了那熱悉的旋律。 他告訴我那曲名是Sweet Bye and Bye。 上網查了一下, 却找不到我所熱悉的那首童謠的歌詞。 也許是那位音樂老師自己編的, 可能早己在茫茫的資庫雲端裡消失了。

能下床稍為活動後, 我衹能接受"家教"。 等我再進學校時己是好幾年後的事了。 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進了在上海還蠻有點名氣的南洋模範小學五年级。 我個子小, 坐在第二排的窗旁邊。 在我前排有個長得很清秀的小女生。 梳着兩條小辫子。 每科成積都很優秀。 老師們也很寵她。 她叫凌蘇蘇。 那時班上的男生幾乎很少和女生說話。 連我在男生的圈子裡還沒有來得及和更多同學建立起更深的友誼時, 時局就愈來愈惡化了。 六年级第一學期還沒结束, 班上開始有同學連"再見"都沒說一聲就離開了。 沒多久, 我也隨着家人遷移去了台灣。 父親把我們在台灣安頓下來後又回上海去结東一些雜事。 農曆小年夜, 我們等着父親回台灣過年。 他坐的船是"太平輪"。

當許多老友在一起敘舊的時候, 往往喜歡談些能令人捧腹大笑的糗事。 但在夜闌私憶的時候, 所湧出的卻多半是生活裡一些曾從指缝中漏失的人和事。 有人喜歡說"如果重新再活一次, 我的做法一定會不同"。 連我自己偶而也會犯這毛病。 但不管你看了多少科幻小說或電影, 這種"事後諸葛亮"的想法是毫無意義的。 在時空的任何一點坐標點上, 一個人的意志和行為幾乎完全是被己留下的人生軌跡所支配着。 而人生的經歷却又是多半被大自然的或然率所支配着。 一個人憑着有限的自由意志很可能會愈活愈聰明, 但在人生的道路上是永遠無法走回頭路的。

許多同學在進東海前幾乎都有個近似奢侈的選擇機會, 進東海還是去台大。 但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 甚至在整個求學的過程中, 我因為身體的關係幾乎隨時都面臨着挑戰。 沒有太多的機會讓我選擇, 更無力做長遠的計劃。

剛到台灣的時候先住在北投。 學歷証明書都沒帶出來。 附近的北投初中答應讓我插班進初一下當旁聽生。 那時的公立初中程度差一些, 各科目對我來說都可輕而易舉地去應付。 一學期下來, 我那非正式的成績也可算是名列前茅。 但學期一結東, 原來的台籍校長就被調走了。 新來的校長則是一付官僚相。 不准我再繼續唸下去。 理由倒並不是因為我那不三不四的學歷, 卻是說我行動不便會影響教學和其他的學生。 那個年紀, 還沒有體會到"荒唐"的真意, 更不懂得如何去"抗爭"。 父親過世後, 以前一直是個在家當主婦的母親就不得不代我去抗争了, 還上了報紙。 最後是由教育廳下令新校長准許我返校就學。 一併連我的旁聽生資格也變成了正式生。 就這樣荒謬地, 我的學歷被跳了一年。

等到我再回學校上課時, 開學己好幾天了。 回到原來的班上。 同學都是很熟悉的。 上國文課時發現老師也換了人。 他一進教室也沒注意到今天多來了一個學生。 那天是作文課, 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了題目"春雨"就坐在講桌後埋頭看起他的書。 我那天的文思特別暢順, 不到四十分鐘就把一篇作文寫完了。 閒着無聊就做了個小玩意。 把粉筆灰包在紙裡面, 用針在紙上刺個圖案, 在衣服上輕輕一拍就會印出個烏龜來。 前面還在埋頭苦寫的同學於是就成了我的試驗品。 看到那同學深色衣服的背後白烏龜愈來愈多, 正在想再加上一個的時候, 老師頭一抬, 被他抓個正着。 罰我站起來背書。 老天呀！我前一天還不認識你, 更不知道你要我背的是那一篇。 吞吞吐吐地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才好, 下課的铃聲救了我。

第二天上國文課時, 老師抱了一大堆作文簿進來。 第一件事就是叫我的名字要我站起來。 我心想這位老師的記性倒真是捧, 昨天的帳今天還得算, 渾身開始有點發麻。 不料他却對着全班說"這個陸志舜雖然調皮, 作文卻寫得蠻好的"。 接着就把放在最上面的那本作文簿翻開來, 有韻有調地把我那篇"春雨"從頭唸到尾。 站着的我, 臉上有點發红, 心中却暖和了起來。

三年後在成功中學唸高二時, 有一次國文老師在上作文課時讓大家寫"自由題"。 爱偷懶的我就把那篇"春雨"憑看記憶力又給搬上了作文簿。 這一次不僅是拿了個甲, 更被豋上了壁報, 去參加校內的壁報比賽。 還記得我們那班的壁報名字叫"憧憬"。

在東海的國文教授是孫克寬。 還是有作文課。 有一次正好在下雨。 他即興出了個題目"大度山觀雨"。 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了。 "春雨"被加添了一些藍調就被變成了"大度上觀雨"。 幾天後, 作文簿被發回, 那篇作文每頁都被红筆圈圈點點。 記不住孫教授在後面所寫的幾行評語了, 衹記得他給了我九十幾分。 很可惜所有的作文簿都沒有留下來。 連最後的那篇"大度山觀雨"在記憶中亦被長久生活中零落的雨滴打得殘缺和糢糊了。 偶而談起這事, 大家都認定我是在吹牛不打草稿。

記得在東海第一個星期上英文課時, Mark Thelin講師就拿着外文系主任Cochran的"十誡"(己記不清倒底是有多少誡了), 警告大家。 寫英作文時不能犯這, 不能犯那。 其中最嚴重而殺無赦的是"抄襲"。 一直沒敢問老師, 抄襲自己的東西是不是也算犯了誡。 後來看到梵谷畫了七幅大同小異的向日葵, 到今天幅幅價值連城。 而莫內的睡蓮則更不用數了。 於是也就心安理得, 不必去尋求答案了。 (該有人在駡我有點馬不知臉長吧。)

事實上, 在生活裡我却是一直都很怕雨。 當母親帶了兄姊們從北投搬去台北後, 我就獨自寄宿在一個朋友家中度完了在北投初中的最後一年。 所住的地方離學校算不上是遠, 但對我來說, 那段路程也算不上是近。 中間還有一段繞着農田的小徑, 一下雨就變成泥濘不堪, 一不小心滑倒後就得回去自己洗髒衣服。

在台北上高中的那段日子, 家住得離學校並不近, 但可以坐三輪車來去。 下雨也沒什麼關係。 週末則總會有幾個同學用脚踏車載着我到處去遊玩, 去看電影。 史濟雄就是這羣同學中的一個。 他後來也去了柬海。 但因為他中間有兩年去了陸軍官校, 所以在東海比我低了一屆。 總之在高中時期我行動的不便並沒有對我造成很大的困擾。 衹是其中有同學對追女生也很有興趣, 當然不會用這種方式帶着我一起去追女生的。

剛進東海時, 問題就嚴重了。 那時文理學院還沒完全蓋好。 有一些臨時教室被安置在男生宿舍裡。 接連着的两堂課如果分隔两地, 在那短短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內, 無論是抄短路爬過一個山溝, 或者是繞個大圈子走那坡度不小的大路, 两者對我都是很大的挑戰。 更不用說一下起雨來, 路面變得滑溜溜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幸好不是每堂課都得來回跑, 結果是請了一位住在校旁的農夫在有趕教室的需要時, 用自行車推我上山坡。 一進東海就被這種事整天困擾着, 當時真覺得有些撐不下去而不想唸了。

進東海其實也不是在我早有的計劃中的。 在中學時開始對裝收音機產生了興趣。 有一次替位阿姨修好了一台收音機, 她送了隻活公雞來。 結果是两條雞腿都進了我的肚子裡去了, 再加上顆雞心。 (聽說"雞心"是可以補"記性"的。)於是我就一心一意地想在以後去唸電機系。 大學聯招考進了台南工學院的電機系。 興奮地去註册, 但又一次被拒绝入學。 這次的理由好像是唸工科實習時需要去機房打鐵和爬電線木桿修電線的。 那時中學的教育似乎衹是在教導學生如何"爱國"和做一個"顺民"而已。 而"民權"似乎也衹是在"三民主義"課本裡的一個名詞而已。 面對荒謬事件的發生, 雖然已要上大學了, 依然是缺少了分析和抗争的能力。 結果被"安排"到台中農學院的農業經濟系。 倒沒人說唸農科實習時需要赤脚下田種稻的。 衹是唸農業經濟是我連在夢裡都從沒出現過的事。 當年聯招報名時填的幾十個志願中, 連最後的一個志願都沒有它的份。 於是決定在家耽上一年, 希望下次聯招能考進一個和電機稍有些關係的系。 第二年並不是很争氣。 分數衹夠上農化系, 居然又是台中農學院。 幸好稍後被東海物理系收容了。 就這樣子, 我進了東海。 當年因跳班而賺來的一年學歷也被賠了出去。

東海的物理系剛開始好像有二十四個學生。 後來陸陸續續地轉走好幾個。 女生也衹剩下一個凌蘇。 她成積很好, 每年都拿獎學金。 那年代, 雖然己是大學生了, 大部份男女生之間的互動還是很保守的。 即使大家都住校, 相互自我介紹或閒談的機會並不多。 一直到東海畢業後快離開台灣時, 遇到了一位小學同學, 才知道同系四年的凌蘇原來就是十多年前唸小學時坐在我前排的小女生凌蘇蘇。 等我們再見面一起笑談着為什麼她會把兩個"蘇"變成一個的時候, 那己是在離開上海很遙遠的美國土地上了。

這個世界有的時候看來會是那麼地大, 却偶而也會顯得是那麼地小。

對東海最懷念的, 當然就是那四年的宿舍生活。 结識了許多知心的朋友, 並且共享了不少歡愉的時光。 他們沒讓我墜入孤寂和自憐的深淵。 那是我求學的生涯中, 日子過得最愉快的一段時期。 在那一大群朋友中, 當時最親暱的相互稱呼是"X狗子"。 不知道該說是幸還是不幸, 日後各人成家立業之後, 見面時再也聽不到那種暱稱了。 但多半朋友的感情却仍能在日後的歲月中被釀造得更醇厚。

在東海的四年裡, 一些同學對我的照顧, 幫我減輕了不少因行動不便而產生的困擾。 同寢室的高曉鴻在後來常開玩笑地說, 他那右臂因為需要用力地攙扶着我走, 到畢業時己比他的另一隻手臂要粗得多了。 很可能他在學校裡攙扶我的時間加起來要比他握着劉姍姍小手的時間更多得多呢。

一直維持着對装修收音機的興趣。 不過在那戒嚴時代, 許多像真空管和耳機之類的的電子零件都需要警備司令部的准許後才能購買。 很麻煩。 那時在美國剛好第一顆商用電晶體上市。 很想試用它, 就請在美國的哥哥替我買了一顆, 將它夾在雜誌裡以"走私"方式寄給我。 於是自己設計了一個"一粒(電晶體)收音機"。[那時台灣最普遍的是"五燈(真空管)收音機"。] 在裝試完成後那個晚上, 把窗外屋簷上的漏水管當成天線, 帶上耳機, 傳來馬尼拉電台正在播放Joni James唱的Danny Boy。 那簡直像是天籟之音。 一直很喜歡那首歌。 高曉鴻和陳鐵君那時曾答應過我, 如果有一天我先走的話, 他們會抱個吉他到我墓前去唱Danny Boy給我聽的。 並且在我的那頂軍訓帽子裡面畫了張小圖作憑証。

很多年後在加州矽谷又見到何坤時, 他居然還記得我在那東海小郵局裡打開那本路思義出版的"生活"雜誌, 發現裡面還有"走私貨"時的得意相。 但我常跟他說, 讓腦中充滿了瑣碎的回憶並不一定是件好事。 應該多留出點的空間來給即時和未來生活裡的樂趣去填補。

或許自己算不上是那種自動自發的學生。 又因為行動的不便, 在課餘和晚間, 獨自活動的範圍也多半被限制在宿舍裡。 在東海的四年日子中和教授單獨接觸的時間幾乎是零。 但回想起來, 東海的物理系似乎也沒有太多能啟發學生靈感的教授。 倒是曾校長的教育理想和特殊的地位, 在那白色恐怖時代給東海留出了一點空隙, 讓學生可以多呼吸到一口稍為自由的空氯。 更幸運的是東海的通才教育像是留給了我一盒基本的油彩。 雖然沒能在畢業前畫出過一幅像樣的作品, 但却讓我能在以後的生命旅程中添加了不少的色彩。 受了環境的影響, 進東海不久就接受了基督。 曾相信過神能在我的肉身上創造奇蹟。 更自私地向神祈禱過。 雖然僅接受了牟宗三教授幾個星期的教學, 却引起了我自覺感的萌芽。 宗教信仰的確影響了自己在思想上的延伸。 在以後的日子中, 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宇宙中包括人性的各種現象。 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终於跳出了宗教的藩籬, 而體驗到了大自然的華麗和人性的珍貴。 神性衹不過是在人類智慧的進化過程中, 由人性所創造出的一個瞬間性的產物而己。 在宇宙的生命史中是微不足道的。

不必服兵役。 所以畢業那一年的聖誕夜就是在穿越Texas的灰狗巴士上度過的。 去了在台灣從未聽人提起過的奧本大學。 申請那學校的原因是在查資料時, 那份美國大學名單是按字母分州排次序的。 Alabama州排在最前面, 有兩所州立大學, Auburn University又被排在University of Alabama前面。 選了前面的那所。 居然給了我助教獎助金。 當然沒告訴教授們為什麼我會申請這學校。 剛好前一年是奧本有史以來第一次拿下了全美大學足球賽冠軍。 還在大事慶祝。 有位教授還以為我是個慕名而去的足球迷呢。 到奧本的那年, 全美足球冠軍是被雪城大學拿下的。 我後來又去了雪城, 真的有些像是跟隨冠軍足球隊的粉絲。 倒是我一離開奧本, 謝世永也"慕名"而去了那裡的物理系, 繼續做我留下的研究項目。

奧本的校園很廣闊, 再一次的給我帶來了困擾。 而且這次在身邊連一個可依靠的朋友都沒有。 幸好在台灣的時候, 有幾個同學鬧著玩似地教我騎過幾次脚踏車, 但從未敢讓我獨自騎上馬路過。 到了奧本幾天後就去車行買了輛脚踏車, 獨自把它直接騎回了宿舍。 人被逼上梁山時是常會產生出一點匹夫之勇的。 一年後, 终於買了輛二手貨汽車。 行動的問題從此就漸漸地被我丟在腦後了。 算是翻越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座高山。 而一些發生在周圍的社會現象也開始受到了我的關注。 當時美國的南部還是在種族分離的狀態下。 僅收白人的奧本大學把外國學生視為同類。 雖然從沒受到過公開的種族歧視。 但在當時實在想不通, 為什麼會有一位膚色較深的中國同學, 在一次上基督教堂做禮拜時, 會被牧師拒之門外。

奧本的物理系當時並沒有博士課程。 碩士課程和研究論文一下子就修完了。 雖然學校和工作都還沒着落, 但却不得不離開。 聯絡上了一個職業介绍所, 一所學校的教授, 和一個朋友, 就將一切的所有物全塞在車後離開了南方。 幾乎是縱貫了美國, 最後到了波士頓。 很喜歡那城市, 也很希望能留下。 但幾天下來, 各方面都不順利。 最後的那晚上, 在MIT前面的Charles河旁靜思了很久。 望看對岸波士頓城的閃閃燈火, 感到生命中還有更多的巨岩需要去跨躍。 深夜裡我就開車向西走了。

我那個沒有目的地的"西遊記"沒走多遠就结朿了。 在上纽約州Rochester市停車休息時, 找到了一家介绍所, 替我臨時安排了兩個面試。 附近雪城的Carrier 公司答應立刻給我一個研究員的職位。 我也亳不考慮地就接受了。 上班以後才知道那是世界最大的冷氣機公司。 就這樣毫無計劃, 毫無準備地, 我鑽進了幾乎和冷氣工程毫無關係的真空镀膜科技領域。

上班不久就和所有在雪城大學攻讀的東海同學聯络上了。 第一屆的有彭明聖和霍蔚華, 第二屆的有鍾秋紅, 邱廣材, 和林南。 我也很快地以全工半讀的方式開始在雪城大學物理系修博士學位。 大家都住在學校附近, 於是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東海六人幫"。 經常在一起去教堂做禮拜, 上查經班, 採購, 郊遊, 等等。 林南是獨自住在一個小閣樓裡。 僅有的一個窗户旁掛了條長粗繩, 是房東給他逃生用的。 他也會去專賣soul food 的市場買食料, 煮红燒豬耳朵請大家吃。 多年後, 他成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那該是他苦讀的成果。 鍾秋红好像有個绰號, 叫"蒙娜麗莎"。 因為她的臉上總是帶着那個微笑。 霍蔚華是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對學識的追求也很認真。 記得有次和她一起吃牛排, 她大概剛在上解剖學, 於是我學到了盤子上的那片肉是從牛身上什麼地方切下來的, 離最近的大血管有多遠。 邱廣材是霍蔚華的室友。 她的思維則常常是天馬行空, 很吸引人, 却不容易捕捉住。 預見她會有一個不平凡的前程。 彭明聖在和徐慧莉結婚以前跟我住在一起。 因為我們公寓的空間比較大些, 常常是高朋滿座, 蠻熱鬧的。 他很注重身體, 也喜歡唱歌劇。 有陣子他信了飲水健身法, 號稱每天早上若能喝下一加侖水的話對健康會有幫助。 所以每天一早就可先聽到他咕嚕咕嚕的喝水聲, 然後是高歌一曲。 但不久報上出現了一條有人因飲水過多而致命的消息後, 早晨就衹聽到他的歌聲了。 他的歌喉還真是不錯。 後來他因為得了直腸癌而動過大手術, 雖然征服了癌症, 却在多年後因心臟病而突然走了, 很可惜。

每次有外地的東海同學來雪城的時候, 一大夥的東海人就有個談天說地的好機會。 黃敬先, 薛永蔚, 謝世永, 史育新, 史濟雄, 梁華等同學都來過。 那種感情或許是東海的教育和環境留給早期校友最珍貴的一份禮物。

在雪城時, 雖然我是全時工作, 但在工作之餘的生活圈子多半還是和當地的中國留學生們混在一起。 過了不久, 搬去纽約市的東海老同學也多了起來。 雖然開車單程去纽約市得花個三, 四小時, 但還是會常去度週末。 謝世永在奧本唸完碩士後去了纽約市的哥大唸博士。 他和石家孝, 程筱龍住在同一個公寓裡。 大家都喜歡去他們那裡相聚甚至留宿。 陳鐵君放棄了化學而终於成為一直是他興趣所在的建築師。 很佩服他的勇氣和付出的代價。 記得有一次和他聊到深夜, 他介绍了Joan Beaz的歌給我。 回雪城後一口氣就把她所灌過的唱片全買了下來。 連續地聽了好幾個晚上。 直到今天, 每次聽到她唱的We Shall Overcome, 眼睛還是會感到有些濕潤。 蔣友仁那時己在電視公司工作。 對纽約市是老馬識途。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帶了我, 約了兩個朋友, 一起去了家幾乎像是私宅地下室的雅緻小餐廳, 享用了一頓美味而極富情調的意大利晚餐。 但他结婚後, 又很快地有了两個孩子, 去紐約市時見面的機會就少得多了。 有一天早晨剛到辦公室就接到石家孝的電話, 說蒋友仁得肝病在醫院己快不治了。 拋下正在進行中的工作, 立刻高速開車去纽約。 趕到醫院時, 他的病床己空。 一個朋友就在這樣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地走了。 多年後, 有一次經過紐約市, 想起那餐館, 但忘了那餐館的名字。 不可能再找到它了。

在雪城前後一共耽了十四年。 一些早期的東海同學也在唸完學位後一個個的離開了。 連在纽約市的那群朋友也因為就業或成家而慢慢地分散各地。 我在雪城換過一次工作後, 就以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心態和別人一起合作創業。 生活的圈子也因此變得寬廣起來。 结交了一些來自世界各地, 文化背景不同的朋友。 自已的個性也從內向而變得比較開放和自信些。 六, 七十年代的一些"時髦"的活動, 除了迷幻藥和性解放沒機會接觸過之外, 其他的像是反權威, 反戰争, 反剝削, 人權, 靈休等等都算是沾上過邊。 再加上當時華人的特殊處境, 也參與了保釣和反白色恐怖之類的行動。 但在那時, 對新中國的客觀認知却也往往被衝動的愛國熱情而變得失真甚至有些盲目了。 事後回顧, 有些想法或許稍為偏極或不夠成熟了一些。 但這也是一個人思想成長過程中的一段必經路程。 沒有過去的我, 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在雪城創業後因業務的關係常會去些大城市出差或開會, 見到遠地東海朋友的機會也很多。 每次去洛杉磯一定會去找夏友平和陳廷美。 他們俩可能是在美國搬家最多的一對了。 連在洛杉磯附近就搬過好幾次。 武宏元也一直住得離他們不遠, 常有機會見到他。 早年和夏友平一談起政治, 兩人常會争得面紅耳赤。 但從來沒有影響到朋友間的感情, 也不會在下一次見面時故意避免和他談政治。 有人說真正朋友間的談話是不需要先作自我審查的。 說得或許有點道理。 去華府和巴爾的摩的次數也不少。 有一次去找黃敬先。 他剛從德國做了後博士研究回來, 於是他介紹了德國的Riesling白酒給我, 兩人邊喝邊聽着Jacqueline du Pre拉的大提琴唱片, 談起Edvard Mounch畫的灰暗。 突然體會到東海的通才教育對以後的生活的確是有點影響。 去波士頓時則總會去探望一下石家孝和池元真。 他們倆信佛, 對凡俗間發生的事比較看得開, 不像我己開始和宗教背道而行了。 高曉鸿和劉姗姍則一直住在中部, 見面的機會也不少。 有次去看他們, 那時中國菜場還未普及。 高曉鸿把他的身體當作塊大石頭, 站在一個小方盒上很久很久, 為的是把他做的豆腐壓成豆腐干。 那天劉姍姍炒的那盤"香干肉絲"真的是特別地香。 早年去北加州時則多會去找王仁。 他從德國來美國後不久就開創了自己的攝影和相機事業。 在許多同學還在為學位或找工作而煩惱的時期, 他已可以展現他的豪宅和名車了。 雖然有些同學不太欣賞王仁愛充老大的個性, 但他似乎一直把我當成個朋友。 在促膝深談時會把他那驕傲自大的外衣脫去, 講一些私心話。 很可惜的是他對自己的身體, 家庭, 和才能都未能好好地珍視。 接踵而來的是家庭的破裂, 事業的失敗, 和健康的喪失。 最终在極度失意的景況下離去了。 是許多同學意想不到的事。

許多事情都在1975那一年發生了。 我和在雪城認識的蔡蔭美於年初结為夫妻。 我那修了十多年的博士學位也终於在指導教授退休前拿下了。 由於對事業合夥人能力的失望和漫長冬季的厭倦, 決定向雪城告別。 夏天的時候就開始繼續我中斷了很久的"西遊記"。 從雪城開了一輛破舊的野馬車橫越美國。 這一段路程不同的地方是身旁有了位新婚不久的妻子, 車後也己放不下我們的所有家當了, 我的名片上也加上了 PhD, 更有了一個明確的目的地 -- 加州的矽谷。 年底的時候, 在雪城所創辦的那家公司亦被一家德國的大公司買了去。

談起我的婚姻, 我常說要感謝陳廷美。 話說在認識蔭美前好多年的時候, 在一次聚會上和陳廷美的話題扯到了她一女中的江學珠校長。 也許那天還有從別的高中畢業的女生在場, 我說了句對江校長算不上是很恭維的話。 好像是說江校長應該多教一點謙虚的美德給學生。 結果領會到了為什麼陳廷美會被稱為"小棘椒", 那天被她好好的訓了一頓。 從此我就變得乖多了, 在一女中畢業生前千萬不能批評江校長, 更不必說批評一女中的畢業生了。 因此在剛認識蔭美的那段時期沒有出過大紕漏。 後來蔭美常在各地一女中校友聚會的餘興節目中飾演江學珠校長, 往往在許多公眾場所被人認出而叫她"江校長"。 而我也衹好自我介绍是現實世界中從未存在過的"江校長的先生"了。

蔭美在史丹佛大學做了幾年後博士研究, 以後一直是在她的有機合成領域中做醫藥方面的研發工作。 她也是研發基因晶片原始團隊中的主要成員之一。 她的固定職位也讓我有勇氣去承擔創業的風險和經濟上的不穩。 兩個兒子的先後到來, 以及看着他們成長的過程, 更為生活中帶來了許多新鮮的樂趣。 當想到自已的基因己有一半是被傳留到下一代的時候, 也免不了會有份真正的成就感。 衹是我那學電影製作的大兒子在一次自我介绍中戲稱他有一個化學博士的媽媽, 一個物理博士的爸爸, 看來很可能他是個在醫院裡被錯抱回家的嬰孩。 至於從小就喜歡繪畫的小兒子則從未中斷過他的興趣, 並且己把它溶合到他的職業生涯中去了。 我們這一代過去在選擇科系和工作的時候, 許多人往往是把如何生存作為優先考慮的因素。 現在看到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憑着他(她)們的興趣而去築夢。 如果真能讓這世界的未來變得更多彩, 那豈不是也是我們對這世界所作出的一份貢獻嗎。

在北加州灣區定居後, 生活上很自然地會有起有伏。 我的事業一直是徘徊在專業顧問和創立企業之間。 先後又創立了兩家科技公司, 但是人事的問題和資源的不足都給生活帶來了許多的壓力。 對開創和擴張企業的興趣就慢慢地退熱了。 很感激一些朋友, 特別是夏友平夫婦, 高曉鸿夫婦和大一的室友張志城對我成立最後一家公司時的資助和信任。 稍感愧疚的是在那公司結束時, 沒能達到理想的回饋。 在這期間, 主要是開發一些與控制真空镀膜過程中有關的儀器。 雖然被用來研究或生產像超導體和 太陽能電池之類的尖端科技材料上。 但是這些儀器的市場並非很大。 反而是四十多年前我在雪城時所做出的石英晶振監控儀, 到今天基本上雖然幾乎仍是一成沒改, 却反而被更廣泛地使用着。 所有的薄膜實驗室中都會用到它。 前任程海東校長也多次提到他在做博士研究的時候, 曾使用了我研製出來的儀器。 算是我和他之間的另一類接觸吧。 而今天許多人所帶的眼镜和所用的相機镜頭, 上面所鍍的反光膜層在製造過程中多半是需要使用那監控儀的。 偶而翻翻近年的科技期刊, 在一些相關領域內的論文裡也會發現我那篇四十多年前所發表的理論基礎仍常被引用着。 因之對自己的貢獻並非是太瞬時性而感到欣慰。

搬來加州後不久, 就感到自已行動的能力開始漸漸退化。 認出是小兒痳痺後遺症, 但醫學界己很少有人對它有興趣, 更不必說對策了。 衹能靠自己慢慢地去適應體力的變化。 現在行動時需要各式各樣的代步工具。 那兩根拐杖被我稱為是我的Harley－Davison, 那手推的輪椅是Volkswagen, 而那輛電動小車則當然被稱為Tesla了。 還能開車, 祇是一下了車就像是魚出了水。 我現在最享受的時刻, 多半還是出現在被我稱為是Playpen的"陸氏實驗室"裡, 獨自摸來摸去, 想東想西的。 每次做出點新花樣來, 那份喜躍很像當年在裝成了那"一粒收音機"時所帶來的一樣。 衹是和我第一次觸到的那顆電晶體比起來, 在同樣的體積裡現在已可装進成千成萬, 甚至更多的電晶體單位了。 在這過去的半世記中, 科技的發展也真是快。 再過幾年, 人體裡被損傷的神經說不定可像接條電線那樣輕而易舉地被修補好的。

我很幸運, 無論是身在何處, 經常會有一些早年的東海朋友們在身旁。 灣區也不列外。 人來人往, 但總會有十來個當年在大度山上的拓荒者居留在附近。 1989年在何美姝的發動和全體在灣區老同學的合作下, 大家舉辦了一次盛大的同學會。 那次聚會時最大的意外是"失踪"了多年的陳鐵君突然冒了出來。 此外舊金山因為地點的關係, 由外地來此或經過的朋友也特別多。 常借機大家共聚一次。 有時則連個藉口都不需要, 大家找個餐館大吃一頓。 我也常成了這類活動的召集人。 衹是在天黑時願意開車的人己愈來愈少。 各人的食量也變得更小或是更挑剔。 於是連找個地方和時間聚一下也愈來愈困難了。 到今天為止, 在灣區不退不休, 或者是退而不休, 的老東海衹剩下了胡德偉, 陳鐵君和我這"三劍客"。

前陣子為了要幫位教授解決些實驗方面的問題, 連續地去了幾次史丹佛的校園。 有天在進樓的時候, 一位亞裔女生正從裡面出來。 她幫我把厚重的玻璃門拉開着, 讓我可以把輪椅順利地推進去。 向她道了謝, 她微笑着順口回應了一聲。 就向在外面一位對她招手的男生奔了過去。 青春的年華真好。 多望了她一眼, 那短髮和白襯衫的背影, 似真相識過。 回過頭來, 眼角掃過玻璃門上的反影, 自己的鬢髮已完全灰白。 那追逐彩虹, 望着白雲在身旁飄過的尋夢時空己經是很遥遠了。

(2014年7月25日脫稿於美國加州)